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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洲研究》杂志发表南非印度历史、文学和语

  英文《非洲研究》(African Studies)杂志是南非威特沃特斯兰德大学(University of the Witwatersrand)主办的一份国际性跨学科学术期刊,由Taylor & Francis公司出版。该杂志创立于1942年,前身是1921年创刊的《班图研究》(Bantu Studies)。它发表与非洲社会历史文化有关的高质量理论和实证研究成果,涉及的学科领域包括人类学、种族批判(critical race)、性别和性向研究(gender and sexuality studies)、地理、历史、文学、文化与媒体研究、社会学、政治学等。

  该刊2015年秋出版一期专刊(第74卷第2期),发表了一组与南非和印度历史、文化和语言比较研究有关的文章。这些文章曾在英国伦敦国王学院(King’s College)英语和比较文学教授贾维德·马吉德(Javed Majeed)2012年10月组织的“南非与印度:比较、汇流和差异”讨论会上发表过。那次会议的目的,是通过在文学研究(尤其是比较文学研究)与英联邦国家流行的“印度洋研究”这两个研究领域之间建立联系,深化文学研究的跨学科性和跨国性。

  这期专刊的编者贾维德·马吉德教授和伊莎贝尔·霍弗梅尔(Isabel Hofmeyr,南非威特沃特斯兰德大学非洲文学教授)认为,比较文学研究领域在19世纪兴起,自那时以来直到今天,比较文学理论和实践对于文学应当由各国定义这一经典信条一直持批判态度,认为比较文学研究的决定性目标之一,是对文学和文学史进行跨国性的解读。从历史学方面看,英联邦国家从事“印度洋研究”的学者也强调,他们关于跨国主义的研究是对以国别为依据的历史编纂学持质疑态度的。此外,这两个研究领域的学者都已经对“地区研究”(area studies)这个范畴进行了重新思考,逐渐摆脱了他们视之为对学者们起着束缚作用的传统,或者将地区研究的语言和文本方面的专业知识应用到一种更加全球化的比较文学新结构当中。因此,2012年那次学术讨论会的目的,是通过结合这两个领域的不同研究方法,在这两个领域当中为人们对“地区研究”和“方法论民族主义”(methodological nationalism)作出更进一步的修正创造某种空间。

  英联邦国家学术界对南非和印度历史、文化和语言的研究,有着悠久的传统。学者们以往曾经在有关两地的研究之间建立起联系,而且这已催生了一个长期存在的历史编纂学流派。其中最早的例子,是对在南非的印度契约劳工和“过路”印度人(主要是因劳动契约前往南非和从印度到南非经商的商人)的集中研究。莫罕达斯·甘地及其反抗殖民统治、谋求印度独立的政治动员,是这个历史学流派的另一个重点关注点。为了与流散在南非的印度人社群的早期历史编纂学保持同步,这一类的研究从族群性质上说通常是范围很窄的(只集中关注南非的印度人,将其他群体排除在研究框架之外),而且通常具有“单向性”,即只追踪人们从南亚到非洲迁移这个方向,而不考察相反的方向,不追问这种移民对迁出地的影响和意义。20世纪后期国际上发生社会科学研究“向跨国性转向”(transnational turn)之后,人们使用的分析单元逐渐超越国家和地区,为这一研究领域开辟了相当大的前景。随着其他社群也被纳入画面,对非洲印度人的研究已经被“去族群化”。于是,出现了一些对在印度洋世界中来来往往的南非印度人的案例研究,他们或者是流动商人,或者是在印度的南非政治流亡者,或者是基督教组织网络中访问印度的新教徒。

  另外一条富有成果的探索路线,是考察“非洲”在印度人当中的意义,这种意义或者是通过印度人了解到英布战争而获得,或者通过研究印度裔非洲人社会而获得,或者通过印度公众生活中的某些部分仍然流行的、视非洲为“黑人”大陆的半殖民地感受而获得。这些不同的研究主题,渗透进入了若干个学术领域,包括:(1)全球劳工史,在该领域,奴隶制、废奴主义、契约劳工、强迫劳动、“自由”劳动等之间的界线可以互相穿越,已经成了有关不自由劳动与资本主义演变的研究当中的重要内容;(2)有关南亚人向世界各地的移民研究,以及这些移民形成殖民地分界线、其主权和公民权思想形成方式的研究;(3)南部非洲政治史,其中“非洲人”与“印度人”之间的界线不断变动,有助于修正将南非主导叙事描述成只是“黑”“白”之间斗争的做法。这些不同的研究领域说明,南非是一个人们建构起来的文化空间,这种空间中存在着一种三角关系,世界上几个不同的“地区”(南亚、非洲、中国等)通过被挤压到该地区的移民社群而发生互动。

  马吉德和霍弗梅尔(Majeed and Hofmeyr 2015)在赞扬这方面的研究的同时,探讨了比较研究理论和方法在若干学术学科发展中的作用,认为这些学科与殖民时代和后殖民时代的南非和印度是有关联的,包括语言学、文学、法理学和政治学上的联系。上述马吉德主持召开的学术讨论会,就探讨了以下主题:种姓和人种的生物政治;民族国家宪法的开创和起草;英语在南非和印度的历史和多样性;殖民时期印度和南非的语言及其遗留的地图绘制方法;古代经典在殖民时代印度和南非社会所实行的大英帝国教育制度中的作用及其遗产;戏剧在表现、调解和解决冲突中的作用。马吉德和霍弗梅尔认为,对这些主题的探索,有助于我们发展在“全球南方”(global south)进行的跨地区比较研究的主题和实践。

  关于“文明”的话语,对于帝国主义时代欧洲的殖民意识形态来说处于核心地位。这些话语在作为殖民地的印度和南非经历了不断叠加且鲜明不同的定义和打磨。像宗教范畴一样,文明及文明的构成,在小说、小册子和许多其他风格的著述当中被人们一而再、再而三地不断思考和反思、诘问、重新肯定、颠覆和重新强化。关于这种围绕“文明”范畴和历史展开的斗争,最具象征性意义的当数圣雄甘地1909年发表的《印度自治》(Hind Swaraj)这本小册子。在这本小册子的第6章中,甘地系统地探讨了这个术语,甚至可以说是对其作了个底朝天的颠覆。

  甘地感觉有必要探讨这个问题,反映出“文明”这个概念的关键特性。尽管反殖民主义的民族主义是与关于有疆界的“领土”观念一起发生作用的,但它通常使自己建立在从文明本身的性质来说会超越民族国家疆界的文明话语的基础之上。在有界限的国家(nation)概念与更大的、超越国家的“文明认同”(civilisation identity)概念之间的这种复杂关系,在泰戈尔1921年发表的有趣论文集《大印度》(Greater India)和尼赫鲁1946年发表的《发现印度》(Discovery of India)当中也探讨过。那两本小册子都反思了在建筑、梵文文学、宗教和其他文化表现形式方面扩展到东南亚地区的印度文明的历史,以及其对作为一个有疆界的领土的“印度”的重大意义。

  在殖民地印度,希腊—罗马的文明观念给人们对大英帝国是个“帝国”的感受能力带来了启示。在英国确立在印度的统治的早期阶段,著名语言学家和法律学者威廉·琼斯爵士(Sir William Jones, 1746-1794)就曾比较过古希腊古罗马的神与印度的神。他建议将印度法律进行汇编,把自己描述为“印度的查士丁尼”。与罗马帝国作比较,也成了大英帝国自我定义的一个重要部分。在英国,《大罗马与大英国》(Greater Rome and Greater Britain,1912)、詹姆斯·布赖斯(James Bryce)《古罗马帝国与印度的大英帝国——罗马和英国法律在全世界扩散》(The Ancient Roman Empire and the British Empire in India. The Diffusion of Roman and English Law throughout the World,1914)这样的著作当中,通常围绕有争议的种族和认同问题纷纷出现,其中人们赋予罗马的那种幻觉其实反映了他们的焦虑,而不是给他们以力量。

  欧洲古代经典的学习也在殖民地时代印度文官考试的学习课程表中发挥关键作用,在这些考试当中,成绩计分方案和阅读书目反映了这种学问对于形成殖民帝国的印度人管理者的阶级和性别认同的重要性。英属印度的殖民者和被殖民者都接受了古希腊古罗马的古代思想,从而形成新的跨文化联系,并对他们正在努力克服的状况和历史经验作出解释。到了19世纪50年代,印度和其他亚洲地区的知识分子对南亚古代史和中世纪史的了解已经形成某种模式。在这种模式中,古印度与古希腊古罗马的比较在他们的著述中十分重要。阿尔塔夫·胡塞恩·哈里(Altaf Husain Hali, 1837-1914)、穆罕默德·伊克巴尔(Muhammad Iqbal, 1877-1938)等乌尔都诗人在他们的诗篇中出于各种目的将古希腊古罗马用作借喻,而甘地和尼赫鲁在其不同版本的印度民族主义当中也对柏拉图和苏格拉底(和整个古希腊)作了再现。沿着一种跨国性的、经过印度折射的希腊精神,在古印度与古罗马古希腊之间的精心对比,也是19、20世纪印度自由主义思想家的政治历史著作当中的一条突出线索。

  伦敦大学学院(University College London)希腊语教授菲诺兹·瓦苏尼亚(Vasunia 2015)在《甘地与苏格拉底》一文中指出,甘地在南非居留期间完成了柏拉图《申辩篇》的“译文”。他这是在反抗当时殖民者针对印度人社群的政治限制,也是受到了英国作家、艺术批评家约翰·拉斯金(John Ruskin,1819-1900)《给未来者言》(Unto This Last)的影响。有趣的是,甘地的译文在印度受到了英国殖民当局的禁止。瓦苏尼亚探讨了甘地翻译柏拉图这篇经典的背景,考察了柏拉图的著作在甘地“非暴力不合作主义”思想发展中的作用。

  南非夸祖鲁-纳塔尔大学(University of KwaZulu-Natal)霍华德学院(Howard College)古代经典教授约翰·希尔顿(Hilton 2015)在《甘地、卡彭特、旭莱纳与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的现代文明危机》一文中也指出,甘地在其发表的著作中时常提到“文明”概念。他将这个概念分为两种鲜明不同的类型:现代文明与古代文明。对于现代文明,甘地认为主要是西方工业技术文明,在他看来,这种文明让西方退化为一种“文化无政府”状态,而他对古代文明的看法则正面、积极得多。在其小册子《印度自治》的柏拉图式对话当中,甘地作出“古代—现代”这种区分时语气十分肯定。《印度自治》受到了爱德华·卡彭特(Edward Carpenter, 1844-1929)1899年发表的激进著作《文明产生的原因及其对策》(Civilisation: Its Cause and Cure)的强烈影响。卡彭特在那部论著中将文明与疾病作了类比,他所依据的是路易斯·摩尔根稍早在《古代社会》中的人类学研究,摩尔根的书有一部分是探讨古代希腊社会的结构的,那本书也给恩格斯带来很大启发,促使他研究了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

  希尔顿的文章和瓦苏尼亚的文章都探讨了文明和古代经典成为殖民时代印度和南非的话语竞争领域的问题,侧重点放在甘地传道的例子。希尔顿介绍,爱德华·卡彭特依据的是一种研究古希腊古罗马世界的有趣方法和新出现的比较人类学,尤其是与印度和非洲相关的内容。希尔顿描绘了甘地、卡彭特和奥利弗·旭莱纳(Olive Schreiner, 1855-1920)之间的知识关联和亲缘性,扩展了我们对甘地等反殖民主义思想家的了解,这些思想家在非洲大陆和南亚次大陆之间受各国文化影响的思想地带游走,形成自己的思想架构,并为提出自己看待文明本质的独特看法提供了检验场地和机会。南非和印度就为甘地提供了机会,让他可以通过对柏拉图和苏格拉底的重新解读,将自己的个人抗争与暴力政治斗争结合在一起。正如瓦苏尼亚在她的文章中指出,柏拉图和苏格拉底并不是人们联想到反殖民主义或精神复兴时最先想到的名字,但正是在印度和南非接触到苏格拉底,使得甘地能够将这些人重新塑造成一种起义和反抗的人物,从而让柏拉图的《申辩篇》这样的文本的变革潜力浮出水面,这种潜力曾因这些文本被植入殖民教育体系、在南非和印度两个地区被提及和暗指的方式所掩盖。

  正如约翰·希尔顿所说,南非人对古典古代文明的利用,既与印度人相似又有所不同,这是因为南非既有与殖民帝国主义合作,又有反对殖民帝国主义的众多经典研究思想流派所导致的结果。欧洲殖民思想通过多种方式利用了古典古代的样板,包括用古希腊古罗马的航线给非洲大陆的地区命名、葡萄牙诗人卡蒙斯(Luis Vaz de Cam?觛ens)描写葡萄牙人地理大发现的荷马和维吉尔风格长诗《路齐塔尼亚人之歌》(The Lusiads,1572)、在荷兰人控制的南非开普殖民地采用古罗马人的奴隶法律等。约翰·希尔顿探讨了这些关于社会结构、对财产的态度和性别关系的争论的隐含意义。他指出,对于这些争论中观点,当年卡彭特与其密友、女权主义支持者、小说《一个非洲庄园的故事》(The Story of an African Farm,郭开兰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作者奥利弗·旭莱纳有着相同的观点。

  在希尔顿看来,西方古典古代经典在南非起到了帝国代理人的作用,成了类似中国古代科举制度中的四书五经之类的文献,成为南非培训文官的基础。英布战争后英国派往南非的总督阿尔弗雷德·米尔纳(Alfred Milner)曾有把南非塑造成一个分立的工业国家的设想,他当时在牛津有影响的古典文学学者本杰明·约维特(Benjamin Jowett)的指导下学习。塞西尔·罗得斯(Cecil Rhodes)也曾受过古典文学培训,曾说自己是“现代罗马人”,其著述中不时出现大英帝国与罗马帝国的比较,尽管他对书卷气太重的教育一向持怀疑态度。不过,古典文明思想在南非被接受的方式并不是自上而下的灌输,而是通过南非社会的断层和矛盾发生折射作用而传播。早期的非洲人精英大多数毕业于常青藤基督教会学校,他们接受了文学和古典文献训练,并将这些资源动员成为流行形式的反殖民主义话语。大学体系中专业化的白人古希腊文学学者通常来自南非荷兰人背景,因此他们“一半在帝国体系之内一半在帝国体系之外”,利用古典文学文本来探索其既支持又反对殖民帝国主义的矛盾态度。

  英语被认为是大英帝国殖民主义在印度和南非的共同遗产之一。南非开普敦大学(University of Cape Town)非洲和性别研究、语言学和人类学学院(School of African & Gender Studies, Linguistics & Anthropology)语言学教授拉延德·梅斯里(Mesthrie 2015)在《印度和南非的英语:比较、共通性和鲜明对比》一文中,特地联系英语在南非黑人、印度南非人当中和在印度本土崛起成为第二语言的情况,对英语在印度和南非的历史作了比较。他认为,从外部观察这两个地区的历史,这两大地区都显示出对一门使用历史比殖民时代更悠久的语言的投入,尽管具有亲本土语言立场的领导人和学者对这个问题表示关忧。梅斯里重点比较了《摩顿世界英语变异图集》(Mouton World Atlas of Variation in English)中呈现的作为印度和南非不同人群第二语言的英语的多样性及其语法特点。他对这部著作中有关章节的比较,揭示了印度英语与南非黑人英语之间非常密切的结构相似性。而且,在这种类型调查当中,南非印度人的英语介于印度英语与南非黑人英语之间。

  正如梅斯里指出,两个地区都受到英语作为政府、管理、教育和表达社会抱负的官方语言占据突出地位的影响。然而,本土语言及其使用者也在抵制全盘转向英语的过程中恢复了活力。在这方面,英语与曾经作为罗马帝国官方语言的拉丁语不同,拉丁语的传播总的来说曾经导致很多地方语言被清除。在由殖民帝国解体之后的不同社会组成的英语世界,用哪一种语言写作、英语与殖民主义的联系这些问题,一向是并仍将继续是作家之间争论的一个原因。尼日利亚小说家、诗人、评论家钦努阿·阿契贝(Chinua Achebe, 1930-2013)和肯尼亚作家恩古吉(Ngugi wa Thiong’o, 1938- )在用英语写作问题上的不同立场,就是这种情况的一个明显例子,而印度作家R.K.纳拉扬(R.K. Narayan, 1906-2001)的《英语老师》(The English Teacher,1945)则将殖民时代英语给印度人带来的语言使用和教育选择难题编成了戏剧。同样有趣的是英语被印度和南非这两个地区的“非母语”使用者改变的方式。有关这方面的情况,已经有大量研究文献。但正如梅斯里(Mesthrie 2015)指出,南非印度人社群正是因殖民主义造成的、所使用的英语跨越两大区域的流散社群的典型例子。梅斯里探讨了南非印度人英语与印度人英语之间的联系和差别,大致列举了造成这些联系和鲜明差异的因素,并正确地强调,对印度和南非这些“后殖民地”的英语的考察,必须考虑到其处于多语言的(multi-lingual)语境,以及英语与主要本土语言的汇流。

  关于这种汇流的问题,伦敦大学印地语和南亚文学教授弗朗西斯卡·奥尔西尼(Orsini 2015)在《渴望无限(Dil Maange More,印度2004年一部电影的名字):当代印度印式英语的文化语境》一文中认为,印度在长达一个世纪的语言民族主义和几乎同样长时间的本土语言与英语之间发生激烈竞争和互相鄙视之后,在后自由化(post-liberalisation)和低级种姓权力得到伸张之后的时代里,英语与印地语之间的界线在最近这些年来变得越来越有穿透性,对“纯印地语”和“英国英语/纯英语”的坚守已经大大收窄。从当地和全世界来看,英语当然仍是能给人们带来更多机会的语言,而且情况会越来越如此,但随着低种姓参与政治生活和识字率的提高,印地语占据的领域范围也得以扩大,“新中产阶级”在日常生活和娱乐活动当中坚定地使用双语,英语与印地语之间的关系已经更多地变成一种平行扩张的关系,尽管这种关系在公共话语当中仍然被认为是一种你赢我输的博弈。

  奥尔西尼大致描述了在过去十年里英语与印地语之间的界线在印度是如何越来越变得千疮百孔的。她介绍,印度英语和“印式英语”(Hinglish)“不管是带有‘印地的’(Hindi)这个母体,还是带着‘英语的’(English)这个母体”,现在都已经得到人们的认可,在广告业和媒体当中已经成为自由化之后印度的象征。不过,她也强调“印式英语”在社会和空间包容上存在局限性。在这方面,她提请人们注意以下两种情况是同时存在和一起发展的:印地语作为政治和新闻的语言得到发展;与以英语作为媒介的教育同时存在的有限度的双语并用。因此,要理解“印式英语”,就需要将其拆解,这样其复杂性才能得到解释。今天英语在印度的情况,不像当年英国著名历史学家托马斯·麦考莱(Thomas Macaulay)19世纪30年代曾经设想的印度未来语言和文化领域的样子。当时麦考莱在谈到英国在印度的殖民统治时,曾认为这种统治会产生“一个血缘和肤色上属于印度人的阶级,但从趣味上、舆论上、道德和知识上是英式的,不过这是某种要远远激进化得多的复杂的东西,反映了帝国某种遗产的延续,一位历史学家将此描述为包含了文化扩散、出口、复制、融合、种族混杂或相互作用的过程”。奥尔西尼指出,今天的情况与麦考莱的预测有很大的不同。

  在本期专刊中,贾维德·马吉德(Majeed 2015)的文章《“本质上不确定的事态”:印度语言调查(1894-1927)》继续讨论语言这个主题。他提到,研究殖民时代印度的历史学家认为,地图绘制对于印度的殖民权力来说具有核心意义,地图曾经逐步定义了大英帝国在南亚次大陆的权威。帝国地理学产生的效果,使得“印度”对于英国殖民主义者和印度民族主义者来说都变成了一个具体的实体。对他们来说,印度逐渐成为一个单独的、具有内在一致性的地理实体,其边界线与南亚次大陆的边界线重合。马吉德认为,“印度语言调查(1894-1927)”中对印度的地理学想象,与这些殖民者和民族主义者给印度绘制的地图是存在冲突的。这使得“印度”这个概念变得复杂起来,变成了一个单一的、具有内在一致性的、自我指涉(self-referential)的地理概念,而且通过这样做,把印度置于一种全球语言地理的中心。马吉德指出,这种制图行为与殖民政府对印度某种特定的地理形象的承诺是矛盾的,与1955年印度《国家重组委员会报告》(Report of the State Reorganization Commission)中表达的印度民族主义者认为印度是一个多语言实体的地理想象也不相符。马吉德认为,那次语言调查对“印度”的空间作了弹性的想象,有助于我们像对待“非洲的”(African)一词一样,使“印度的”(Indian)一词具有开放性,既从方法论民族主义外部,也沿着方法论民族主义思路思考“非洲的”和“印度的”这两个词汇。方法论民族主义如今仍在主导着我们的研究领域,遮蔽了我们所研究的南非与印度两大地区之间的很多联系与链条。

  关于南非印度人文学的讨论,英联邦国家学者近年来的研究已经与以往的学术思路有所不同,即从一种族群化的、狭隘的流散社群研究方法,转向对这种文学作更广泛的阐释,将其阐释为对南非多种文化遗产的一种继承,是一副更大的跨国油画的一部分。在这幅跨国油画中,全球南方内部的文学联系成了某种“世界文学”的新样板。美国圣约翰大学(St. John’s University)研究现代南亚、文化与思想史、流散社群和移民、戏剧和表演史的历史学家内莱什·波塞(Bose 2015)在《表演历史和建构“文化”:隆尼·戈温德的〈1949〉和历史记忆的浪漫主义》一文中,考察了南非剧作家隆尼·戈温德(Ronnie Govender)的一部戏剧。这部戏剧纪念的是一起被称为“卡托庄园骚乱”(Cato Manor riots,或称为“集体迫害”)的事件。这起事件涉及一种在贫困地区毗邻而居的两个社群即非洲印度人与黑人之间的暴力。波塞讨论了戈温德如何使用戏剧资源和表演作为一种方法,试图探讨以前很少有人尝试过的对这段历史的复杂性和矛盾的研究。他强调,戈温德试图用叙事作为讲述这些事件的形式,必定是有缺陷的、模糊的。在分析时,波塞通过想象非洲人和印度人占据某种共同的叙事和历史编纂空间,拓宽了人们旧有的研究族群化流散社群的狭隘框架。

  尽管南亚和南非的文学和文化研究都号称有着深厚的批判传统,但很少有批评家专门关注过南非印度人的戏剧文学和表演。作为一种艺术流派风格及一种社会制度的戏剧,在流散海外的印度人社群中,人们没有就这方面提出过什么理论,尽管戏剧在南非印度人社群当中、在南非历史上和文化当中有着巨大影响力。有关这方面,已经有不少文献记载和分析。在南亚戏剧研究当中,学者们已经推进到了一个新的前沿,即研究殖民地现代戏剧,以及独立后的印度戏剧。这方面的研究受到了表演研究的启发。但是,在将戏剧和表演研究与印度洋、移民、各种语境之间建立联系方面,在学术界并没有取得很大进展。通过考察隆尼·戈温德的戏剧《1949》,内莱什·波塞认为,作为一种传媒的戏剧为人们提供了一种机会,可以创造某种在诗歌散文文学或小说当中看不到的特殊形式的历史和社会身份认同。波塞联系更广阔的南非历史和隆尼·戈温德的戏剧风格,分析了这种历史和社会身份认同。隆尼·戈温德的戏剧,包含了南非印度人身份认同的最初定义的某些方面,并创新性地创造了非洲印度人共同空间的形象。

  本期专刊的编者马吉德和霍弗梅尔认为,南非和印度交往的历史一直是构成我们也许可以称为“重大跨国现象”(与“小规模跨国现象”相对)的研究对象。两大地区因殖民帝国的力量而被捏合在一起,通过密密麻麻的实际的和想象的网络发生联系,即便是在种族隔离时代也是如此。本期专刊将这方面的学术研究定位于这个空间,试图给新出现的辩论增加新的维度而对这个空间予以扩展。通过这样做,学者们力图扩大和加深我们对互相联系的、比较性的跨国研究方法的理解,以及我们追踪研究全球南方的早期历史的方法的理解。阅读这本专刊,也将使中国学者对一个有着长期传统的国外研究流派有所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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